多年來，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得到政府和整個社會的高度關注，教育領域也做了大量的改革和探索，取得了很多的經驗，其中也包括開展國際合作、引進國外職業教育優質資源。在中國職業教育改革破局和構建適合中國職業教育技能人才培養新格局過程中，兩個職業教育的硬核概念應當廣泛地啟蒙和深度地理解，即“普職同重、類型各異”和“校企合作、產教融合”。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有著同等地位，但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對于職業教育來說，校企合作是根，產教融合是本。只有對這兩個概念有著刻骨銘心地理解，才能洞察當今中國職業教育出現的問題、焦慮和痛點，找到問題的本質, 即“元問題”，從而發現改革的瓶頸和切入點，踏入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正確賽道。在這方面，我們應該深刻地理解、學習、解析、借鑒德國職業教育模式，并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國情和文化加以改良，使之成為適合中國本土的職業教育創新模式。

德國職業教育是德國二戰后迅速崛起的兩個秘密武器之一，特別是德國職業教育享譽世界的“雙元制”模式。德國職業教育“雙元制”模式，就是建立在“普職同重、類型各異”和“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理念和基礎之上成功實施運行的，通過“雙元制”模式，也對“普職同重、類型各異”和“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做了很好地詮釋和實踐。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由政府和各地院校組織了大量的教師赴德國考察、學習和培訓德國的“雙元制”教育。甚至至今，中國的一些教育工作者、專家和領導，提到德國的職業教育，似乎都只認為德國的職業教育就是“雙元制”，殊不知，德國職業教育體系中，并不只是“雙元制”模式一種，還有多種多元多方職業教育和專業技能人才培訓模式。近年來，隨著中德兩國在職業教育領域的廣泛深入的交流，越來越多的人，包括德國職業教育家、職業教育工作者及從事“雙元制”技能培訓的企業教師們都認為，“雙元制”這種在德國本土上成功實施的職業教育模式，在中國簡單地推廣、復制和實施是根本不可行的，從此也引起了在中國職業教育體系下，中國對德國職業教育模式學習和應用的反思和追問。

我們長期以來學習和借鑒德國職業教育模式，開展大量的考察交流及項目合作，到底應該學什么？怎樣學？何以用？在引進德國職業教育優質資源，探索中國職業教育創新改革的路途中，我們必須理性地、真實地、客觀地、科學地、差異性地鑒別，哪些是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哪些是不可用甚至是阻礙我們前進的“絆腳石”。基于中國文化背景、鏡鑒德國先進模式，用哲學第一性原理和批判性思維，認真地分析、研究和學習德國職業教育模式，創建符合中國本土文化的現代職業教育模式。

隨著對德國教育體系的深入了解，對德國職業教育“雙元制”模式的研究，對中德兩國文化差異的分析以及用哲學邏輯的探討，德國職業教育“雙元制”模式是建立在“普職同重、類型各異”理念之上的，其中“普職同重、類型各異”如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如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器”。而德國“雙元制”的精髓為“技能邏輯和企校同育”，進一步認識到，之所以德國“雙元制”模式在中國無法直接照搬應用的主要原因有幾點：

1.教育體制及學徒制文化差異：德國的“雙元制”依賴于傳統的學徒制文化，強調實踐技能與理論教育的結合。德國“雙元制”模式是以企業需求為導向的就業體系，學生一入學即成為企業的“學徒工”。而中國職業教育是以學校教學為主體的教育模式，長期以考試成績為導向，重視理論教育，忽視實踐培訓。這種文化差異使得學徒制難以成為職業教育中的主流模式。

2.行會協會主導及企業參與度不同：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體系是以企業為主、學校為輔，準確地說，應該是“企校合作”模式。學生每周2/3的時間在企業學習和培訓，其余1/3的時間在學校學習。學生首先選擇希望學習的專業及申請相關企業所提供“雙元制”培訓的位子，學生還需與負責接受“雙元制”學習培訓的企業共同簽署一份為期三年半的合同，期間企業支付學生每月大約近1000歐元的補貼。德國“雙元制”教學和培訓，不屬于國家或地方州教育部門或勞動部門管理，而是由行業協會，如德國工商會IHK，統一主導大綱、標準、考核、證書等。政府與企業共同分擔職業教育成本, 以企業為主。德國國家給予企業在稅收方面優惠以及培訓方面的補助等，以確保中小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強大競爭力，保證青年失業率維持在較低（5%）的水平上。

3.法律制度與政策環境不同：德國的職業教育體系有著完善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政府對職業教育進行嚴格的質量監管，聯邦《職業教育法》、聯邦《職業教育促進法》、《手工業條列》、《青年勞工法》、《企業基本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特別是德國《職業教育法》中有著大量詳細的有關對企業參與“雙元制”教育培訓的門檻、條件、要求的章節，德國的《職業教育法》明確規定了企業在學徒培訓中的責任和權利，確保培訓質量和學徒權益。這包括企業培訓師的資質要求、培訓計劃的制定和執行標準。《企業基本法》中對教育培訓的詳細內容及優惠政策條款，《實訓教師資格條列》嚴格地明確教師參與實訓資格認證選拔，這樣才能保障和激勵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和專業技能人才培訓。而中國雖然也在推動職業教育改革，對《職業教育法》做了修改，但其中有關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相關條款還不夠明確，也沒有關于學校和企業參與職業技能教師資格條列，法律法規和政策框架仍不夠完善，缺乏有力的監督和激勵機制，企業與學校之間的合作也缺少系統性支持。

4.師資隊伍的資格認證體系和標準不同：在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體系中，學校教師與企業師傅同臺施教，并且都有明確的資格和嚴格的條件要求。這些要求涵蓋教育背景、實踐經驗、專業資質等方面，確保能夠高質量地培養學生的職業技能。

一方面，職業學校教師通常需要具備相關專業的本科或碩士學位，其所學專業領域通常與他們教授的職業方向相關，這是成為職業學校教師的基礎條件。除了專業背景，職業學校教師還需要在大學或師范院校接受教育學的培訓，并且經常利用寒暑假到企業做課題和“專業充電”。

● 教師資格認證：在德國，職業學校的教師必須擁有國家認可的教師資格證書。取得資格的路徑通常包括完成學術課程、通過教學實習期，并通過國家級的教學能力考試。

● 教學實習期：在獲得學位后，準教師必須完成為期1～2年的教學實習期。在此期間，他們會在職業學校進行教學實踐，接受經驗豐富教師的指導。這一階段是考核教學能力和教學方法的重要步驟。

● 教學能力考試：實習期結束后，準教師需要通過教學能力考試，內容包括實際教學表現和教學理論知識。

● 行業工作經驗：由于職業學校的教學內容需要結合實際工作場景，教師通常需要具備一定的行業工作經驗。這意味著在成為教師之前，他們可能已經在相關行業工作了幾年。這種經驗幫助教師將課堂理論與實際工作需求相結合，增強教學的現實性和針對性。

另一方面，對參與“雙元制”企業培訓的師傅（Ausbilder）也有嚴格的要求和入職條件，企業培訓師（即培訓師傅）在“雙元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負責學生在企業中的實踐訓練。為了勝任這一角色，他們需要具備相應的職業技能和培訓資格。

● 相關職業資格證書：企業培訓師必須擁有與他們所培訓學生專業相關的職業資格。通常是由工業與手工業協會（IHK 或 HWK）頒發的熟練工人證書（Gesellenbrief）或更高級的大師級證書（Meisterbrief）。這些證書證明他們在特定行業中有較高的技術水平。

● 工作經驗：企業培訓師一般需要具備多年工作經驗，通常要求至少三至五年的相關行業經驗。這一經驗確保培訓師了解最新的行業標準、工作流程以及企業對員工技能的具體要求。

● 培訓師資格證書：根據德國《職業教育法》，企業培訓師必須通過培訓師資格考試，獲得培訓師資格證書（AEVO，Ausbildung der Ausbilder）。這個證書是從事學徒培訓的法律要求，確保培訓師掌握教育學和培訓方法。AEVO 資格考試的內容包括教育學基礎：了解教育學的基本理論，如何設計并執行培訓計劃；教學方法：掌握如何制定培訓方案、進行教學輔導、評估學徒表現等；學徒管理與支持：如何與學徒溝通、激勵他們，并為他們提供專業和心理上的支持。

這個嚴謹的資格認證體系和標準，確保了德國職業教育體系的全球聲譽。反觀中國的職業教育，對職業院校教師缺少嚴格的入職條件要求和法律約束，特別是當下中國職業院校以高學歷為條件，忽視教師的專業技能和實踐經驗，存在著師資隊伍結構不合理、教師知識結構與技能水平不足、教師發展機制不健全等問題。行業企業當中，缺少經過專業訓練（包括教育理念與教學方法方面）的培訓師，因此，有實訓和教學經驗的匠人培訓師不足，也是阻礙中國職業教育領域產教融合、企校同業“雙元制”模式推廣的嚴重的瓶頸之一。在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背景下, 中國職業教育領域改革發展中所面臨的最重要的挑戰之一就是中國職業院校師資隊伍高質量調整和革新。

⬆ 德國學生在教室學習

⬆ 德國學生在企業實訓

從以上中德兩國有關職業教育的體系結構、文化背景、政策法規、師資等背景差異看，德國職業教育“雙元制”模式并不是我們簡單理解的只是企業+學校這兩條“平行線”雙軌運行企校施教，更重要的是，在這一對以企校組成的雙軌“平行線”背景下，由行業協會+法律法規支撐，共同構建的一個“井字形”模式運作。

盡管“雙元制”模式在德國培養高技能勞動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要在中國完全復制實施，仍面臨經濟、文化、政策等多重障礙，實踐證明也根本不可能。德國“雙元制”模式的精髓在于真正地以校企合作、產教融合、企業標準、就業導向為宗旨的人才培養理念，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認真地學習、深入地研究和借鑒的。要成功推廣類似的職業教育模式，需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本地化改造和創新。基于這一出發點，我們長期在中德職業教育領域探索、研究和實踐，提出一個適合中國職業教育技能人才培養本土化的“三元制”創新模式。

中國本土的“三元制”創新模式   
基于德國職業教育“雙元制”模式提出的適合中國本土的“三元制”創新模式（企業+學校+培訓中心），是對職業教育體系的有力調整和升級，特別適合中國當前的經濟和教育環境。這一模式有效結合了企業、學校和培訓中心的優勢，為培養高素質技能人才提供了多方協同支持。

2.學校的作用：學校作為職業教育“三元制”之中另一重要一元或載體，通過培訓中心與企業建立合作關系，始終堅持以實踐中的問題導向的理論教學、解析和指導，以企業即學校、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實踐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理念，了解企業需求、企業文化，幫助學生進行職業生涯規劃，解決學生就業，打開圍墻等。學校在三元制模式中依舊負責理論教育和基礎能力的培養，包括職業素養、基礎技能、通識教育等方面。學校的課程可以側重于打好學生的基礎，提升他們的學習和適應能力。同時，學校應與企業和培訓中心緊密合作，根據行業變化動態調整教學內容，使學生的理論學習與實踐應用更加契合。

3.培訓中心的作用：培訓中心的引入是三元制模式的重要創新。培訓中心可以作為企業和學校之間的橋梁，承擔學生技能培訓的中間環節，特別是短期技能提升、專項技術培訓和認證等內容，補充和增強實踐能力。培訓中心可以彌補學校在硬件設施、實操經驗不足的短板，通過先進的設備和技術手段，提供真實的工作環境和具體操作技能的強化訓練。它還可以根據不同行業的需求，進行定制化培訓，使學生的技能與市場需求高度匹配。培訓中心引入市場機制，獨立法人、獨立管理、獨立財務，董事會負責制，教師培訓和雙師型人才培訓，技能認證、證書考核、仿真模擬實驗室、現代化設備、教材開發、訂單式培訓、混合制辦學和培訓、國際合作。

4.三方協同的優勢：中國特色的“三元制”創新模式通過構建培訓中心，彌補了當前中國職業教育在實訓資源和企業參與度上的不足，使職業教育體系更加靈活，能夠及時響應市場和行業的變化需求。企業提供實習崗位和反饋，培訓中心提供技能強化，學校提供基礎教育，這種三方協同讓人才培養體系更加完整，適應能力更強。通過學校的理論學習，培訓中心的技能提升和企業的實際操作經驗，學生不僅可以掌握專業技能，還能提升溝通和團隊合作等職場能力。中國特色的“三元制”模式還為中國職業教育領域“三教”（教師、教材、教法）提供了革新和提升的平臺，通過企業、學校和培訓中心為一體的聯動模式，將資源整合和協調，解決許多職業學校的實訓設施和師資力量不足等關鍵問題，通過標準化和專業化的設施與課程，提升學生的實操能力和綜合素質。

5.實施挑戰與對策：一是企業參與的積極性問題。中國許多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可能缺乏參與職業教育的動力，擔心投入的培訓資源無法得到回報。政府可以通過政策激勵，例如稅收優惠、補貼或獎勵制度，鼓勵企業積極參與三元制職業教育。二是培訓中心的資源投入與管理問題。培訓中心的建立需要大量資源投入，包括設備、師資、管理等方面的支出。可以考慮通過多方聯合投資的方式來建立，政府、企業和社會資本共同參與，同時培訓中心可以面向社會提供成人教育和技能提升服務，形成可持續的盈利模式。三是培養體系的協調性問題。企業、學校和培訓中心三方的合作必須高度協調，需要明確各自的職責和任務。建立一個有效的溝通機制，如定期的三方協調會議或行業協會的參與，確保培訓內容和方式的統一，避免教育資源的浪費。通過培訓中心面向市場的業務機制引進，除了承擔學校和企業計劃內實習實訓任務外，靈活地開展適合社會需求的大量社會長短期人才培訓、研修、考核、證書、鑒定等項目，如教師培訓、專業軍人培訓、大學生技能培訓、轉崗下崗員工培訓、農民工技能培訓、企業員工技術升級培訓及企業培訓師的培訓等。最為重要地是，通過“培訓中心”這一元，打通因體制原因，企業單位和事業單位合作過程中盈利運作的堵點，進一步激活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專業技能型人才培養的積極性和學校強化實訓的能動性，使校企合作獲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達到雙贏和可持續發展。

總體而言，“三元制”模式通過將企業、學校和培訓中心三方力量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更加全面和高效的職業教育生態系統。這種模式不僅提高了人才培養的質量，還能更加適應中國復雜的產業需求和區域差異，是對現有職業教育體系的有效補充和優化。為了保證成功實施，關鍵在于政府的政策支持、企業的積極參與以及培訓中心的合理規劃和運營。中國職業教育“三元制”創新模式更深層次的意義還在于，將長期縈繞在職業教育領域中的五個困惑逐步做到“五個對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校企合作、產教融合：1、專業與產業、企業、崗位對接；2、專業課程內容與職業標準對接；3、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對接；4、學歷證書與技能資格證書對接；5、培訓和終身學習對接。

借鑒德國“雙元制”模式所創新的中國“三元制”模式，其當今更加重要的意義在于，真正地實現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定義的對于職業教育的定義，職業教育是由學校職業教育和培訓（VET）共同構成，進一步拓展了中國職業教育多以學校為載體的“一元”模式，利用第三元“培訓中心”架起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的橋梁，激活了企業以人才需求為導向的訂單式模式參與職業教育之中的積極性，學校的教學也更加“接地氣”，更加重視制造業技能型人才培養。同時，也促使學校主動地“打開圍墻”，面向社會需求，與企業和培訓中心共同接納新質生產力框架下的新產業、新技術、新專業以及跨學科的知識和技能需求，開展靈活性研修、講座、培訓和實習，使在“三元制”模式下職業院校專業學習的學生和參加專業技能培訓或實習的學生，不僅要精通自身專業領域，同時了解一些本專業前沿學科技術發展以及跨學科專業的相關知識，以更好地適應新技術融合發展的趨勢。

利用“三元制”這一平臺，也可以進一步整合當地企業和學校資源，形成以當地相關產業企業群為一元與當地相關學校教育群為另一元的所謂“大三元制”模式，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職業教育支撐體系，建立統一的新質生產力職業信息庫、職業能力標準和職業資格制度、建立人才招聘HR機制，聚焦本地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不斷完善職業教育標準體系，加快高端實用性人才儲備。同時，開展第三方評價以及專業考試、專業證書監管，利用輿論引導，提升社會對新質生產力職業教育的認可度，讓職業院校安于職業教育定位辦學，制定合理的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人員培訓計劃，促進理論知識與實踐技能相結合，提高產業綜合競爭優勢。

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對更新傳統產業生產方式、構建適合區域經濟發展新生態、呼吁發展新質勞動力和新質教育力、促進人力資源和投資引導，帶來了新理念、新質態、新布局、新挑戰和新機遇。在勞動力素質和技能提升、教育理念和模式革新的同時，認真地學習、精準地借鑒和引進德國職業教育優質資源和先進經驗，重新審視中國職業教育和調整產業人才培養的路徑，探索適合中國職業教育本土化的優化和改良，促進新質勞動力發展，提供了一個中國現代職業教育和專業技能人才培養創新的范式，以新質生產力引領構建職業教育新格局，更好地適應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使中國職業教育借勢、借力、借智發展，從而踏入始終以社會需求為導向的現代中國職業教育新賽道。

 裝載來源： 中國投資參考